宋庆龄（1983～1981）是我国现代卓越的政治家、妇女界的杰出领袖和热心儿童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宋庆龄祖籍广东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树，是位爱国的实业家，他是伟大的革命者孙中山先生的朋友。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庆龄受父亲的影响，从小敬慕爱戴孙中山。
宋庆龄早年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8年15岁时，到美国留学，辛亥革命胜利后，当她听到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欢欣若狂，当即扯下清朝龙旗，挂上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并在报刊上发表《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胜利。
1913年，她20岁，在威斯里安女子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满怀爱国热情和远大抱负回国。途经日本，在东京拜访了孙中山。1914年，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正式开始了她革命的生涯。1915年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此后一直伴随孙中山积极致力于国民革命工作，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协助孙中山南征北伐，改组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和参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设。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病逝。宋庆龄忍着巨大的悲痛，决心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继续为贯彻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而奋斗。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她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共产党人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同年8月，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她出国访问苏联。并多次发表声明和文章，表明坚决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此后她积极参加了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曾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并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负责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迹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宋庆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于1932年12月，在上海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她担任主席，共同为反对国内外的法西斯迫害和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吁，并竭力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人和民族精英。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6月，她又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发行《“保盟”通讯》，致力于向国外和华侨宣传抗日运动，并向全世界募捐医药器械、物资、积极介绍一些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地救护工作，对抗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以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援。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不畏恐吓和威胁，继续募集大批资金、医疗器械、药品及物资，支援解放区。据不完全统计，1944～1947年，她领导的基金会给解放区捐款达20亿元（旧币）。另外还捐赠了大量医药、物资和书籍等。因此也可以说宋庆龄是以她特殊的地位和独创的形式，积极参加了解放战争，为缔造新中国建树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曾多次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出访，继续在国内外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并通过她所创办的杂志《中国建设》，用多种文学向国内外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熟。由于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里，她坚贞不屈，英勇奋斗，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功绩昭著。1981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称号。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作出决定，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当年5月29日，宋庆龄因患慢性淋巴组织细胞性白血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在她逝世以后，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为这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举行了国葬。
宋庆龄的主要著作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论少年儿童教育》等。
在宋庆龄的光辉革命业绩中，保卫儿童、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儿童福利教育事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我国国土的时候，面对数以百万计的战时灾区儿童，她积极促进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妇女团结合作，于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下设许多保育院、难童收养所及为难童服务的医院、学校等。同时通过她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人士和海外侨胞宣传、募捐，为战时儿童保育工作积极筹措经费。1939年春，她又发起了为战时灾区儿童服务的运动，支持这些地方建立发展托幼机构。当时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就是最早受援的托幼机构。著名的洛杉矶托儿所，也是通过她的呼吁得到了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和进步人士的热心捐助而在原来的中央托儿所的基础上成立的。1942年～1945年，宋庆龄在重庆期间，还曾以中华全国儿童福利会主席的名义，多次举办足球义赛，募集捐款，积极开展孤儿救济工作。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领导“保盟”继续支援边区儿童保教事业。据不完全统计，该会曾资助过边区10个托儿所和孤儿院。同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她还先后在上海的贫民区办了3个儿童福利站和妇幼保健室，给生活无着的儿童免费发放衣物、食品、预防疾病、巡回治疗、宣传卫生常识，不定期召开母亲会，教育她们做好妇婴保健工作。在关心儿童生活的同时，她并且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由福利站为许多无力上学儿童成立了识字班，并广泛开展“小先生”活动，帮助失学儿童识字，教唱进步歌曲，传播革命思想。此后，她还在1947年筹办了一个以贫苦少年儿童为主要成员的儿童剧团，亲自选定并首次公演了鲁迅翻译的苏联儿童剧《表》。同时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为贫穷孩子开展义演、义卖活动。1949年曾在上海举办“三毛乐园会”和“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此外，由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还通过30多个团体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在全国义养了5000多个孩子。并资助湖南4所孤儿院和全国30多个学校、儿童团体。她就是这样脚踏实地和卓有成效地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为孩子们做了许多最急需要的工作。许多儿童从她的关怀中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因此当时报刊曾赞誉她主持的福利站是“使贫苦儿童得救”的社会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尽管她国事紧张繁忙，仍然十分关心儿童保教事业，并热切关怀台湾和国外的儿童，为祖国的希望、人类的未来而努力。
1949年7月，上海刚解放，宋庆龄就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在上海创办了一所托儿所。1951年该所分为婴儿托儿所（收56天～2周岁婴儿）和托儿所（收2～6岁幼儿）两部分。1953年婴儿托儿所改称托儿所，收1岁半～3岁婴儿；原托儿所则改为幼儿园，收3～7岁幼儿。招收对象主要是干部、军烈属、劳动模范、工人、知识分子、残疾人和国际友人的孩子。同时在1950年8月，宋庆龄还把“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成“中国福利会”（下简称“中福会”）。并明确规定其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主要任务是“在妇幼卫生保健和儿童文化教育方面，开展实验性、示范性工作。”1951年宋庆龄获得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她当即将10万卢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中福会。后由该会根据她的意愿，在上海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此外，她还先后创办了《儿童时代》半月刊、少年宫和儿童艺术剧院等。儿童艺术剧院前身是儿童剧团，是我国第一个儿童剧院。它成立后曾创作和演出了许多适合幼儿园和中小学学生及教师、家长观看的优秀剧目，如《马兰花》、《小足球队》、《童心》等，多次获国家奖，成为孩子们的“第二课堂”。宋庆龄进行儿童教育、妇幼保健和国内外宣传的主要阵地是中福会。中福会的每个单位，包括妇幼保健站、托儿所、幼儿园等，从设想到建立，无论方案设计、规模大小、地址选择、服务对象，还是业务人员来源、培训，她都亲自过问并悉心指导。
宋庆龄心里时刻装着亿万儿童。几乎每年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她都要亲自写信、撰文、题词，向全国儿童致节日祝贺，寄予殷切的期望。她和孩子们一起欢度节日，观看儿童作品展览，请孩子们到家作客。她还经常抽时间去保健院看望婴儿，慰问产妇。多次到托儿所、幼儿园探望孩子们，检查卫生、儿童营养和教育工作。从30～80年代，她还亲自抚育过许多孩子。其中有烈士遗孤、贫苦工作子女、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和“祖国的花朵”在一起，着眼缔造未来的工作，是她最大的乐趣。
宋庆龄热切关怀着台湾儿童和国外儿童。她在多次讲话、演说中呼吁：“我们热切关怀台湾的儿童，我们要为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实现统一祖国而努力。”“为了保障各国儿童的健康成长的权力，我们愿意同各国人民一道，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幸福的新世界。”
1981年5月在宋庆龄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依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儿童事业上。她接连写下三篇文章，这也是她毕生最后的三篇文章：《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致“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的贺信》和《愿小树苗健康成长》，充分表达了她对儿童深切的爱和极大的期望。
宋庆龄的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奋进的一生。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是受到全中国儿童、少年热爱的最慈祥的老祖母。
二、论儿童保教工作的重要意义
宋庆龄酷爱儿童工作，着眼于未来。她不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关心儿童的命运，而且把儿童工作提高到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兴亡、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宋庆龄呼吁“救济战灾儿童”，把这个工作看成是保卫和培养新中国的新一代的斗争。她认为儿童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大地上建立一个新中国，成为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她又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人类的花朵”，未来共产主义建设者。“培育儿童是关系到祖国前途和革命未来的大业”，“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并告诫人们“如果在保卫儿童权利方面没有进展，那么人类和国家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保卫和平也是不可能的。”
当我国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拨乱反正，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以后，她更将儿童工作的意义提高到防止和平演变、保证社会主义永不变色的高度。指出培育儿童的工作，乃是“百年树人的重要工作，是关系到我们革命事业的成败的问题，是关系到能否保得住社会主义江山，我们的革命在今后几代人手里会不会变质，共产主义事业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重大问题。”
在强调儿童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宋庆龄还从解放妇女、促进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出发，特别论述了托幼工作的重大意义。她语重心长地说：“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没有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权利上的平等，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平等。”因此，她多次呼吁把妇女尽快地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求托幼机构不仅要做好培育幼儿的工作，而且要担负解放妇女的责任。她指出：“幼儿教育工作一方面是培育祖国的花朵……同时也是解放劳动力，使做父母的从抚育子女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工作。”这里宋庆龄把幼儿教育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彻底解放妇女，紧密联系起来。只有站得高，看得远，具有政治远见、博大胸怀和拳拳爱心，对祖国、对人类充满着希望的人，才会对保教事业有如此的远见卓识。
三、论教育面向全体儿童和儿童的全面发展
宋庆龄一贯主张向全体儿童进行教育，使孩子身心健全发展。早在40年代，她就提出了“为广大贫苦儿童服务”的方针。主张“我们不仅要给孩子们粮食、衣物和医药，还要给他们精神食粮，让他们看到未来。”
建国后，她更加重视对全体儿童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曾多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面向全体儿童，把下一代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人。她指出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直接反映在我们的宪法中：“保证我们国家每个儿童的健全发展，是我国每个公民的目标和义务。”她还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对幼儿园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出了明确指示。她说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长知识、培养性格、品德，为形成世界观打基础的时期，应当使他们：“在体育并在德育、智育方面都健康地发展。”
在论述儿童的全面发展时，宋庆龄特别强调要保证儿童有健康的身体。她认为儿童的健康，对于一个民族的强盛有重要意义，要有强健的民族，就必须先从母性及儿童福利着手，保证儿童的身体健康。为此，1950年6月1日，在庆祝解放后第一个儿童节时，她在当天《人民日报》上题词说：“我们要使他们得到温暖的保育，养成健全的体格，成为革命的生力军，肩负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她并且指出，健康尤其是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必须从小抓起。要开展丰富多采的文体活动，教育儿童“要锻炼身体。要从小养成卫生习惯，保护眼睛，增强体质，才能获得充沛的精力，养成活泼开朗的性格。”“她还要求成人要让孩子玩，认为玩是孩子生活的需要，通过玩可以发展孩子的体力和智力，培养集体主义思想和活泼开朗的性格，而且适当的玩有助于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她向保教人员建议：“我们要为孩子的成长创造最好的条件。”当她听到中福会幼儿园为孩子们添置不同年龄层次的活动器具，全体教职工义务劳动为幼儿园修建了游泳池，开展“三浴”（日光浴、空气浴、温水浴）锻炼时，高兴地写信，给予表扬鼓励。信中说：“你们为幼儿锻炼身体创造条件，亲自动手修游泳池，这种精神和行动是可贵的，希望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使儿童从小懂得精简节约，创造条件，锻炼自己。”在她的关怀下，该园通过实践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卫生保健管理制度，孩子们健康状况普遍良好，长期来都达到和超过规定指标的要求。
在强调体育重要的同时，宋庆龄对儿童的智育也很重视。她指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千百万人民的忘我劳动。而要劳动，就必须有文化知识，有从事生产建设的本领。”因此，必须教育儿童，使他们从小就能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立志做文化的主人，做自然的主人，做宇宙的主人。”同时她还要求在智育方面应当重视儿童智力的开发，提倡让孩子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就获得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希望教师能通过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如故事、儿歌、玩具、教具、游戏等去培养幼儿学习的兴趣和求知的渴望，发展他的语言表达力、观察力、记忆力和注意力以及动脑和动手的能力。因此多年来，中福会的幼托组织在她的鼓励下，始终注意寓教育于生活、娱乐和游戏中。并探索出了不少启迪幼儿智力的新方法、新途径。如把计算机引进教学、开展“娃娃学电脑”活动和在教室设置娃娃角、美工角、计算角、自然角、积木角、语言角等，以发展幼儿的兴趣、爱好与特长。此外，还常常组织孩子走出幼儿园接触社会与自然。
宋庆龄还特别重视儿童的品德教育。她在许多讲话、题词、文章中曾精辟地论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内容和方法。她强调儿童的成长不是自发的，需要正确的思想去教育，并一贯反对娇惯、溺爱孩子。她指出，在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物质条件是重要的，应该毫不例外地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向他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要使他们生活有目的，这个目的应是把个人的前途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来。要使他们具有正确的世界观，树立明辨是和非、正义和非正义、真理和谬误的标准。1964年4月当《工作日报》讨论《怎样教育我们的子女》问题时，她又著文，强调指出：“离开了教育，即使无产阶段家庭的子女，也不能自发地形成无产阶级思想；离开了教育，即使老子是英雄，儿子也不一定会成为好汉；……幼苗纵然生在肥沃的土地上，但是如果没有农民细心的培育，不去锄草、施肥、灌水、除虫、修枝，就很难长成茂盛的庄稼。”